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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20年以来,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冲击,就在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的时候,全球疫情却又呈快速蔓延态势,加之由此引发的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及能源价格的大幅波动,可以说,2020年我国内外部发展环境的异常复杂多变和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是多年来少有的。在此背景下,做好全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实现2020年的目标任务,必须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变压力为动力,在守住底线的基础上,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把我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充分释放出来。其中,统筹好各种关系要作为2020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方法论主线,这既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根本要求,也是适应新形势新变化的客观需要。
统筹好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尽管我国疫情防控形势已经持续向好,但由于全球疫情的蔓延扩散,统筹好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很可能是贯穿全年甚至更长一个时期工作的主基调。疫情使我国的各项经济社会活动都按下了“暂停键”,但当防控形势积极向好的态势逐步形成并巩固的时候,也要适时作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正是基于此,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中央召开了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要求在确保疫情防控到位的前提下,根据不同地区风险情况积极有序推动复工复产,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这关系到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物质保障,关系到民生保障和社会稳定,关系到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关系到完成“十三五”规划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关系到我国对外开放和全球经济稳定。
疫情不可避免地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重大影响,增大了短期经济下行压力,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认识。前一阶段国内的服务业和制造业生产活动均受损很大,导致一季度投资、消费和出口出现明显下滑。海外疫情加速蔓延,不仅使外部需求显著下降,也会对全球供应链稳定造成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出现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或有170多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出现负增长。这反过来,又将进一步影响我国经济的恢复和增长。从目前来看,我们还不知道这次疫情何时可以结束,即使欧美国家的疫情得以控制,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是否会扩散蔓延仍然是未知数。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国很可能都要“严防死守”好境外输入的病例。但我们同样不能设想我国经济可以继续停摆,必须尽一切努力推动企业复工复产、人民生活恢复正常,不失时机畅通产业循环、市场循环、经济社会循环。由此可见,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将会是全年必须处理好的一对矛盾。
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既是一次大战,也是一次大考。如何在加强疫情防控的同时,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任务,维护经济社会正常运行,将是对我国各级政府执政水平和能力的检验。当前,要加大宏观政策对冲力度,有效扩大内需,全面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力争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要尽快帮助受疫情影响出现局部困难、处于供应链上各关键节点的重要企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协同复工复产。要积极引导疫情期间得到快速发展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壮大,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要有序推动各类商场、市场复工复市,扩大居民消费,加快释放国内需求。要加快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建设,保障国际货运畅通。要抓紧落实好各级政府针对疫情中严重受影响企业出台的财税、金融、社保等政策,让这些企业能够“活下来”,保住了企业,就保住了就业,就保住了民生,就没有过不去的坎。一句话,只要守住了底线,即使全年经济增长低一点,也是可以接受的。
统筹好“应对外部环境变化”与“做好自己的事”的关系
这些年来,全球不断出现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一直处于巨大的变化之中,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可能使我们有机会站在科技和产业的前沿地带,但也存在少数发达国家围堵而导致技术“脱钩”的风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重塑可能使我们有机会从规则的被动接受者变成主动参与者,但同样面临来自少数国家的外部压力。这次疫情又一次增加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如何处理好“应对外部环境变化”与“做好自己的事”的关系,应该是2020年和未来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基本逻辑。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从“变”与“不变”的对立统一中去把握,要从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去求解。毫无疑问,对于外部环境的任何变化,我们都必须坚持底线思维,保持高度的关注、警惕。与此同时,像我国这样一个大国,与其被动地适应外部环境,还不如更加主动“做好自己的事”,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
从根本上讲,就是要发挥好超大规模经济体的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讲过,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13亿多人口的大市场,有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超大规模经济体的属性,赋予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许多优势,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分散风险,有利于保持经济发展活力和韧性,有利于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和形成先发优势,有利于提升政府作用的强度和更好发挥市场作用,为“办好自己的事”创造了诸多有利条件。具体讲,超大规模经济体,意味着经济发展的韧性好、活力强、更易形成先发优势。一是经济运行韧性好。巨大的经济体量带来韧性。庞大的经济规模使我国既有吸收外部冲击的腾挪余地,也有能力通过内部分摊的方式降低冲击强度。多样性或产业、区域发展不同步性带来韧性。“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内外部冲击难以形成区域和产业的共振效应。二是经济发展活力强。巨大市场空间意味着更多的创新场景、更低的创新成本、更高的创新收益,以及更好的竞争生态。超大规模经济体内部的企业纵向流动性更强,大企业垄断市场的难度更大,新创企业和中小企业拥有难得的成长空间和市场机会,小企业成长为大企业的可能性更高。巨大的人才资源总量孕育强大的创新能力。三是更易形成和保持竞争优势。规模性意味着可以更好分摊新型基础设施和战略性前瞻性技术投入成本,更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更早布局相关技术,抢占制高点,赢得先机。有助于形成完整的产业配套,维护和保持产业竞争优势。
统筹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经济发展是基础。这次抗击疫情迄今之所以能够取得阶段性胜利,除了我们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家国情怀外,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多年以来积累的强大物质技术基础。尽管我国人均收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非常大,但如果没有全世界最完备的产业体系,如果口罩、防护服和呼吸机等产量不是在全球占有很高比例,如果没有一大批高水平的医护人员和先进的医疗设备,如果没有相对完备的交通物流保障体系,我们就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抗疫成绩。
公共卫生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这次疫情是对我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又一次压力测试。2003年非典后,我国一直在加大对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投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事业发展,各级政府把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保障公共卫生安全作为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总体上,我国公共卫生体系改革发展仍相对滞后,公共卫生体系保障水平与人民日益增长的健康需要不适应的矛盾还相当突出。这次疫情防控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是应急管理体系仍然比较薄弱,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警和应对能力还存在短板;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和服务供给质量仍需要提高;公共卫生领域的管理体制特别是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责分工尚需进一步完善;公共卫生法律体系不健全,等等。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完善公共卫生体系,不断提高国民健康素质要继续作为2020年和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要以这次大考为新的起点,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加大公共卫生和社会发展领域投入,加快改革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完善公共卫生法律法规体系,为建设“健康中国”提供重要保障。
统筹好“十三五”的全面收官与“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的关系
2020年是“十三五”的全面收官之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坚决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决打赢三大攻坚战,推动我国经济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疫情的影响终归会过去,并且不会改变我国经济持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只要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决策部署,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就能把我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充分释放出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和“十三五”规划的顺利收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的基础上,2013—2018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8000多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至1.7%;2019年末,我国现行贫困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降至551万人。2020年应可消除绝对贫困,这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顺利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的同时,也要统筹考虑“十四五”甚至更长一个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任务。“十四五”期间,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会更加复杂多变,各种困难和挑战会更加难以预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会呈现出一些与以往不同的阶段性特征。比如,在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中,创新驱动的重要性会进一步提升;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会不断升级;在内部动力和外部压力双重作用下,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高级化的进程会加快;工业化进程不断深化,并有望基本完成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城镇化从高速发展开始转向质量提升;绿色发展理念会更加深入人心,生态文明会成为全社会自觉的行动;更加重视社会发展,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矛盾会在更大程度上得到缓解;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会进一步增强。一句话,“十四五”期间,我国将真正开始从“小康”到“现代化”的新征程,必须更加注重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更加注重“以人民为中心”,更加注重高质量发展,更加注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统筹好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改革开放创新之间的关系
这次疫情不是“一阵风就可以吹过去的”,对我国和全球的影响很可能是一个较长时期的、全面的过程,甚至如《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认为的,疫情在人类历史上可能成为“公元”那样的分水岭。
应对疫情,各国都出台了一系列大力度的财政、货币对冲政策,如美国政府推出了超过两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美联储将提供总额高达2.3万亿美元的贷款帮助美国家庭、各类企业、州和地方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支持美国经济运转。我国各级政府也出台了不少临时性、阶段性政策。从当前看,对冲疫情的影响,保企业、保就业、保民生、保产业链等守住底线的政策是必需的,有助于各类市场主体渡过难关,实现恢复和发展。此外,一些基于数字技术、平台模式的新经济在疫情中得到了快速发展,要抓住机遇,下大力气破除阻碍发展的政策问题,不断培育壮大新动能。
但从根本上讲,一定要抓住疫情后各方面形成的诸多共识,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创新,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和全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把我国经济真正转到高质量发展的轨道上来。当前,主要应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特别是健全支持民营经济、外商投资企业的法治环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构建各类所有制企业协同发展的经济结构;加快推动通讯、电力、铁路、石油天然气等基础产业领域改革,显著降低全社会商业成本;加快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市场改革,形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素支撑;健全推动发展先进制造业、振兴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加快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建设高水平市场经济;保护企业家、科学家和创新创业者的创新收益权,充分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创业活力;激发和调动地方积极性,激励各类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总之,只要继续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创新,疫情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会迎来更加美好的前景。
进入2020年以来,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冲击,就在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的时候,全球疫情却又呈快速蔓延态势,加之由此引发的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及能源价格的大幅波动,可以说,2020年我国内外部发展环境的异常复杂多变和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是多年来少有的。在此背景下,做好全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实现2020年的目标任务,必须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变压力为动力,在守住底线的基础上,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把我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充分释放出来。其中,统筹好各种关系要作为2020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方法论主线,这既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根本要求,也是适应新形势新变化的客观需要。
统筹好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尽管我国疫情防控形势已经持续向好,但由于全球疫情的蔓延扩散,统筹好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很可能是贯穿全年甚至更长一个时期工作的主基调。疫情使我国的各项经济社会活动都按下了“暂停键”,但当防控形势积极向好的态势逐步形成并巩固的时候,也要适时作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正是基于此,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中央召开了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要求在确保疫情防控到位的前提下,根据不同地区风险情况积极有序推动复工复产,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这关系到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物质保障,关系到民生保障和社会稳定,关系到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关系到完成“十三五”规划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关系到我国对外开放和全球经济稳定。
疫情不可避免地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重大影响,增大了短期经济下行压力,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认识。前一阶段国内的服务业和制造业生产活动均受损很大,导致一季度投资、消费和出口出现明显下滑。海外疫情加速蔓延,不仅使外部需求显著下降,也会对全球供应链稳定造成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出现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或有170多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出现负增长。这反过来,又将进一步影响我国经济的恢复和增长。从目前来看,我们还不知道这次疫情何时可以结束,即使欧美国家的疫情得以控制,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是否会扩散蔓延仍然是未知数。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国很可能都要“严防死守”好境外输入的病例。但我们同样不能设想我国经济可以继续停摆,必须尽一切努力推动企业复工复产、人民生活恢复正常,不失时机畅通产业循环、市场循环、经济社会循环。由此可见,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将会是全年必须处理好的一对矛盾。
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既是一次大战,也是一次大考。如何在加强疫情防控的同时,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任务,维护经济社会正常运行,将是对我国各级政府执政水平和能力的检验。当前,要加大宏观政策对冲力度,有效扩大内需,全面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力争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要尽快帮助受疫情影响出现局部困难、处于供应链上各关键节点的重要企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协同复工复产。要积极引导疫情期间得到快速发展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壮大,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要有序推动各类商场、市场复工复市,扩大居民消费,加快释放国内需求。要加快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建设,保障国际货运畅通。要抓紧落实好各级政府针对疫情中严重受影响企业出台的财税、金融、社保等政策,让这些企业能够“活下来”,保住了企业,就保住了就业,就保住了民生,就没有过不去的坎。一句话,只要守住了底线,即使全年经济增长低一点,也是可以接受的。
统筹好“应对外部环境变化”与“做好自己的事”的关系
这些年来,全球不断出现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一直处于巨大的变化之中,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可能使我们有机会站在科技和产业的前沿地带,但也存在少数发达国家围堵而导致技术“脱钩”的风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重塑可能使我们有机会从规则的被动接受者变成主动参与者,但同样面临来自少数国家的外部压力。这次疫情又一次增加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如何处理好“应对外部环境变化”与“做好自己的事”的关系,应该是2020年和未来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基本逻辑。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从“变”与“不变”的对立统一中去把握,要从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去求解。毫无疑问,对于外部环境的任何变化,我们都必须坚持底线思维,保持高度的关注、警惕。与此同时,像我国这样一个大国,与其被动地适应外部环境,还不如更加主动“做好自己的事”,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
从根本上讲,就是要发挥好超大规模经济体的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讲过,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13亿多人口的大市场,有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超大规模经济体的属性,赋予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许多优势,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分散风险,有利于保持经济发展活力和韧性,有利于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和形成先发优势,有利于提升政府作用的强度和更好发挥市场作用,为“办好自己的事”创造了诸多有利条件。具体讲,超大规模经济体,意味着经济发展的韧性好、活力强、更易形成先发优势。一是经济运行韧性好。巨大的经济体量带来韧性。庞大的经济规模使我国既有吸收外部冲击的腾挪余地,也有能力通过内部分摊的方式降低冲击强度。多样性或产业、区域发展不同步性带来韧性。“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内外部冲击难以形成区域和产业的共振效应。二是经济发展活力强。巨大市场空间意味着更多的创新场景、更低的创新成本、更高的创新收益,以及更好的竞争生态。超大规模经济体内部的企业纵向流动性更强,大企业垄断市场的难度更大,新创企业和中小企业拥有难得的成长空间和市场机会,小企业成长为大企业的可能性更高。巨大的人才资源总量孕育强大的创新能力。三是更易形成和保持竞争优势。规模性意味着可以更好分摊新型基础设施和战略性前瞻性技术投入成本,更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更早布局相关技术,抢占制高点,赢得先机。有助于形成完整的产业配套,维护和保持产业竞争优势。
统筹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经济发展是基础。这次抗击疫情迄今之所以能够取得阶段性胜利,除了我们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家国情怀外,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多年以来积累的强大物质技术基础。尽管我国人均收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非常大,但如果没有全世界最完备的产业体系,如果口罩、防护服和呼吸机等产量不是在全球占有很高比例,如果没有一大批高水平的医护人员和先进的医疗设备,如果没有相对完备的交通物流保障体系,我们就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抗疫成绩。
公共卫生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这次疫情是对我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又一次压力测试。2003年非典后,我国一直在加大对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投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事业发展,各级政府把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保障公共卫生安全作为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总体上,我国公共卫生体系改革发展仍相对滞后,公共卫生体系保障水平与人民日益增长的健康需要不适应的矛盾还相当突出。这次疫情防控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是应急管理体系仍然比较薄弱,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警和应对能力还存在短板;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和服务供给质量仍需要提高;公共卫生领域的管理体制特别是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责分工尚需进一步完善;公共卫生法律体系不健全,等等。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完善公共卫生体系,不断提高国民健康素质要继续作为2020年和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要以这次大考为新的起点,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加大公共卫生和社会发展领域投入,加快改革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完善公共卫生法律法规体系,为建设“健康中国”提供重要保障。
统筹好“十三五”的全面收官与“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的关系
2020年是“十三五”的全面收官之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坚决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决打赢三大攻坚战,推动我国经济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疫情的影响终归会过去,并且不会改变我国经济持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只要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决策部署,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就能把我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充分释放出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和“十三五”规划的顺利收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的基础上,2013—2018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8000多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至1.7%;2019年末,我国现行贫困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降至551万人。2020年应可消除绝对贫困,这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顺利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的同时,也要统筹考虑“十四五”甚至更长一个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任务。“十四五”期间,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会更加复杂多变,各种困难和挑战会更加难以预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会呈现出一些与以往不同的阶段性特征。比如,在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中,创新驱动的重要性会进一步提升;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会不断升级;在内部动力和外部压力双重作用下,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高级化的进程会加快;工业化进程不断深化,并有望基本完成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城镇化从高速发展开始转向质量提升;绿色发展理念会更加深入人心,生态文明会成为全社会自觉的行动;更加重视社会发展,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矛盾会在更大程度上得到缓解;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会进一步增强。一句话,“十四五”期间,我国将真正开始从“小康”到“现代化”的新征程,必须更加注重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更加注重“以人民为中心”,更加注重高质量发展,更加注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统筹好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改革开放创新之间的关系
这次疫情不是“一阵风就可以吹过去的”,对我国和全球的影响很可能是一个较长时期的、全面的过程,甚至如《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认为的,疫情在人类历史上可能成为“公元”那样的分水岭。
应对疫情,各国都出台了一系列大力度的财政、货币对冲政策,如美国政府推出了超过两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美联储将提供总额高达2.3万亿美元的贷款帮助美国家庭、各类企业、州和地方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支持美国经济运转。我国各级政府也出台了不少临时性、阶段性政策。从当前看,对冲疫情的影响,保企业、保就业、保民生、保产业链等守住底线的政策是必需的,有助于各类市场主体渡过难关,实现恢复和发展。此外,一些基于数字技术、平台模式的新经济在疫情中得到了快速发展,要抓住机遇,下大力气破除阻碍发展的政策问题,不断培育壮大新动能。
但从根本上讲,一定要抓住疫情后各方面形成的诸多共识,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创新,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和全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把我国经济真正转到高质量发展的轨道上来。当前,主要应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特别是健全支持民营经济、外商投资企业的法治环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构建各类所有制企业协同发展的经济结构;加快推动通讯、电力、铁路、石油天然气等基础产业领域改革,显著降低全社会商业成本;加快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市场改革,形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素支撑;健全推动发展先进制造业、振兴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加快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建设高水平市场经济;保护企业家、科学家和创新创业者的创新收益权,充分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创业活力;激发和调动地方积极性,激励各类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总之,只要继续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创新,疫情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会迎来更加美好的前景。